文化丨乔治·斯坦纳 伟大的价值养护我们的良知

稿源:金牛娱乐国际APP | 作者: 李乃清 日期: 2020-02-18

“ 令我震惊的是,你可以用人类的语言去祝福、去爱、去建设、去宽恕,同时也能用它去折磨、去恨、去摧毁、去灭绝。我希望这本书是一个警告”

本刊记者  李乃清

编辑  雨僧  rwyzz@126.com

图/Antonio Olmos

 

2020年2月3日,美国文艺批评大师、翻译理论家乔治·斯坦纳(George Steiner)在英国剑桥逝世,享年90岁。

斯坦纳是当代杰出的人文主义知识分子,熟谙英、法、德等多国语言,执教于牛津、剑桥、哈佛、耶鲁等高等学府,在不同学科间的壁垒日渐高筑的今天,他仍以文艺复兴时期的热情,致力于打破哲学、文学与科学之间的界限。

作为20世纪最著名的犹太思想家之一,斯坦纳主要研究语言、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“二战”大屠杀的影响,代表作有《语言与沉默》、《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》、《海德格尔》、《悲剧之死》、《巴别塔之后》等。终其一生,斯坦纳的思考主题是人类文明在20世纪经历的磨难。他不断进入这个主题并试图进行彻底反思。

“伴随着晚期资本主义金钱的野蛮而残暴的咆哮,要把文字寄出去、要找到邮票已经是越来越难了。我想说的是小说出版社、文学和哲学杂志的式微,和我们教师悲惨的物质境况。”

斯坦纳在给现代性把脉时下过许多悲观论断,但他依然坚信文明的力量,“但我是乐观的。我相信经济和社会的灾难,我也相信灾难会把人带回来。毕竟,在纳粹空袭伦敦的时候,人们就是在防空洞里重新开始大量阅读经典的。伟大的价值养护我们的良知。”

 

一生都与死亡、回忆和大屠杀有关

斯坦纳1929年4月生于巴黎,父母都是维也纳人。据他后来在自传中回忆:“帮我接生的其中一个医生,回到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暗杀了州长休伊·朗。”

1940年,纳粹占领巴黎前不久,斯坦纳随家人离开欧洲前往美国,他是纽约法国学校仅有的两名从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犹太学生之一,特殊经历和身份确乎预示着他未来的工作。

在1965年写下的自传体文本《一种幸存者》中,斯坦纳为自己能逃离集中营的命运感到困惑:“为何是我?凭什么我得以脱身?”伴随自我拷问而来的是某种责任感,甚至使命。“我的一生都与死亡、回忆和大屠杀有关,”斯坦纳表示,“希特勒讥讽的是无名氏,‘谁还记得亚美尼亚人?’那我必须成为一名‘回忆者’,提醒人们记住。”

斯坦纳的思想研究涉及三大领域:以人和国家关系为主题的悲剧作品;语言的多重本质及其发展问题;艺术与哲学、科学之间的关系,以及它们与集权主义的关系。在他最为人熟知的代表作《语言与沉默》中,斯坦纳探索语言的力量,也质疑文化与道德之间的关系。那些表现悲悯、解放、人文、自由、美与爱的文学艺术作品,为何能如此矛盾却又紧密地与野蛮和邪恶共存?正如他在书中所写:“我们现在知道了,一个人可以在晚上阅读歌德或里尔克,演奏巴赫和舒伯特,却在早上去奥斯维辛集中营上班。”

英国批评家詹姆斯·伍德总结斯坦纳文学批评的核心:那不是一种纯粹的文本批评,而是直接面对文学艺术中时常出现的虚伪,并试图撕碎它。

1981年,斯坦纳出版了一部备受争议的中篇小说《阿道夫·希特勒的圣克里斯托堡之途》(The Portage to San Cristobal of A.H.),故事中有人在“二战”结束30年后发现了侥幸活下来的希特勒,后者深居于亚马逊雨林深处……形似斯坦纳的文论,小说中附有大量思辩。

“一个人的声音如何能投下令人生畏的巨大阴影?从短波收音机里,无线电有时发出尖锐的声音,但更常发生的是突然因静电干扰而陷入无声。不过只要是广播希特勒的演说,我们一定按时收听。”

据斯坦纳介绍,《阿道夫·希特勒的圣克里斯托堡之途》是他1975年至1976年在日内瓦一气呵成的作品。“创作这部小说源自我毕生的语言研究,也源于我对大屠杀之恐惧与恐怖的思考,它与柬埔寨、越南、萨尔瓦多、布隆迪等地有关。(注:上世纪70年代左右,柬埔寨有红色高棉大屠杀,布隆迪发生种族灭绝事件,“越战”和萨尔瓦多内战中也多次发生针对平民的屠杀事件。)我的感觉是,如果可以的话,一个人必须与深渊搏斗。”

有批评家指出,斯坦纳笔下的“希特勒”比希特勒本人更有口才,对此,他做了详细解释:“我写的希特勒是虚构形象,和他本人唯一相似的点在于:希特勒的确说过是犹太人发明了人类的良心。我认为这是个令人不安的洞见,这部小说不少场合我都用到这个观点,其余都是想象。但我得说,希特勒本人的雄辩术令人着魔,1922年时他还是个身无分文的失业无赖,站在慕尼黑街头演讲,10年后却成了德国的主人,20年后是欧洲的主人,要是他愿意恳求研究原子弹的犹太科学家,他很可能成为世界的主人。他达成一切靠的就是对语言无与伦比的掌控力。令我震惊的是,你可以用人类的语言去祝福、去爱、去建设、去宽恕,同时也能用它去折磨、去恨、去摧毁、去灭绝。我希望这本书是一个警告。”

 

“我宁愿你不了解债券和股票的差别”

斯坦纳一家当年侥幸逃脱纳粹魔掌,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极具政治嗅觉的父亲弗里德里克·斯坦纳。

老斯坦纳是奥地利中央银行的高级律师,在维也纳本有大好前程,“但我父亲有一种不祥预感,他认为将有大难临头。在闪亮耀目、自由开放的维也纳文化底下,他嗅出对犹太人有系统的、教条式的仇恨即将爆发。”

跟当时很多不以为意的亲友不同,老斯坦纳早早预感到纳粹主义和希特勒对欧洲的威胁,在他看来,维也纳正是“纳粹的摇篮”。早在1933年之前,老斯坦纳便一次次对仍留在布拉格或维也纳的亲友提出警告,但别人对他的“悲观”和“紧张预言”一笑置之。“在外交圈和首长圈里,我父亲被当成是絮絮叨叨的先知卡桑德拉(注:罗马神话中的先知,因预言不被人相信而痛苦),不过是犯了众所皆知的犹太人歇斯底里的毛病”。

当时的维也纳是弗洛伊德、马勒和维特根斯坦的世界,但对老斯坦纳这样的犹太知识精英而言,曾由迪斯雷利这个犹太人当过首相的英格兰有着神秘的魅力。老斯坦纳一心想去英国,但因为风湿病,他最终决定1924年举家迁往气候更暖和、医疗更发达的法国。“我父亲认为法国人民有傲慢的民族优越感、轻浮,加上法国政治、财政与社会的短视近利;一直到他临终前,他在法国从来没有一天自在过。”

在父亲影响下感触到的身份危机和遭遇的流离生活,令斯坦纳保持着用犹太人身份反思现代文明的视角。“欧洲就是这样一个地方,歌德的花园几乎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毗邻,高乃依的房子紧挨着圣女贞德被残忍处死的广场。”

老斯坦纳体质孱弱,但意志力极其坚强,他精通法律和经济理论,出版过专著讨论圣西门的乌托邦式经济学和19世纪后半叶的奥地利金融危机,还有着深厚的古典学、文学和历史学知识,用斯坦纳的话说,父亲的学问“博而精”,对音乐也有极佳鉴赏力。“家中最常回荡的是德、奥全部的音乐遗产……即使是在愈来愈沉重的政治氛围里,一首舒伯特的歌曲,一段舒曼的练习曲,都能令我父亲暂时从愁眉不展中雀跃起来。随着现实愈来愈迫近而不得不作出让步,我父亲做了件很讽刺的事:从此只播放瓦格纳音乐的法文版。”

虽然投资金融占去老斯坦纳大部分的外务时间,但在内心深处,他对此道几乎是冷漠的,决心不让儿子接触他的专业,“我宁愿你不了解债券和股票的差别”,老斯坦纳致力于将儿子培养成教师和治学严谨的学者。

“我们的头脑就是要用来思考不可思议之事的。这是我作为教师和思想家的日常工作;那也是上帝让我来到这个世上的理由。”

斯坦纳多年后接受采访时表示:“全世界只有犹太人为孩子祈祷希望他们成为学者。这让我充满自豪感。现在我的儿子是纽约某著名学院的院长,女儿是哥伦比亚大学古典学系主任,女婿在普林斯顿大学讲授古典文学。那就是我的梦想。我们犹太人命中注定热爱知识、思考和艺术。成为犹太人就是成为学生,成为热爱学习的人,拥有思想的、道德的、精神的视野,拒绝羞辱和折磨别人。相反,世上很多地方正变得愈发暴力、狭隘、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。当今西方,星相师的存在似乎比科学家多三倍,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斥着媚俗作品和野蛮残酷的社会。”

 

有幸给一些好作家当了“邮差”

自20世纪50年代起,斯坦纳开始了文学批评家的学者生涯;1969年以来,他一直是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的杰出学者,出版专著四十多部,散论无数,涉及几乎所有人文领域。博闻强识、学贯古今的他,可谓典型的“文艺复兴人”。

“无论是日常用语或心算,阅读理解或听写,法文、德文及英文对我而言同样地‘自然’。”幼年在多语环境中成长的斯坦纳,似乎注定成为比较文学专家。“我的母亲讲话时,常以某种语言开头,用另一种语言结束。语言在屋子里流动,饭厅和客厅是英语、法语、德语。我的奶妈在育儿室说‘波茨坦’德语,在厨房里听到的是匈牙利语。”

斯坦纳6岁时,父亲开始教他用古希腊语读《伊利亚特》,用他自己的话说,“我的童年生活便是一场繁重的学习庆典”,“每星期总有一天,一位身材娇小的苏格兰女士会来教我读莎士比亚。此外,我跟随一位逃难的学者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。”

横越大西洋两岸,斯坦纳一生出入欧美知名学府。他在纽约读中学时受惠于耶鲁大学法国文学专家吉恩·波尔什,后进入芝加哥大学深造,遇见弥尔顿专家恩尼斯特·索尔拉克、指引他走向海德格尔的大哲学家列奥·施特劳斯,以及新批评派泰斗、著名诗人艾伦·泰特等多位大家。

在芝大读书期间,斯坦纳还受教于当时西方最杰出的物理学家、文化人类学家等。他听过费米介绍量子力学,“就在他第一次引发可控制连锁反应的相同地点”;走进了理查德·麦克基恩的课室,“亚里士多德-托马斯学派认识论在他的引发之下,演变为当时风起云涌的政治风潮。”

斯坦纳追忆,20世纪40年代晚期和50年代的芝加哥大学非常理想化。“它接纳活力十足的各种不确定性,以及形塑理想大学理念的目的与精神之间的种种冲突,疯狂自大、欢乐喜庆。特别的光芒在阴冷的空气中闪烁。”

在芝大上学的头几个星期,年轻的斯坦纳一度迷上国际象棋,每天都要和真正的棋手下18小时棋。“我可能有机会成为真正的、严肃的棋手,但当我被那种可能性晃到眼睛时,我退了回来。我缺乏丢掉理智、全身心投入那个游戏的勇气。因为说到底,它只是个游戏,可是,多棒的游戏啊!”

尽管出版过不少小说,斯坦纳认为自己并非真正的“创作者”。“我完全缺乏伟大创造者的那种天真愚蒙。雕刻家亨利·摩尔过去常来我们学院,当他开口谈论政治时,真是幼稚得惊人!于是我们看向他那双蕴含生命的手,告诉自己:‘谁在乎他说了什么!看看他能用那双手做的事。’伟大创造者深刻的天真和神秘,是我们这些外人无法理解的。”

斯坦纳将自己的文学评论工作定义为“邮差”。“我一辈子都在试着当一个好邮差,送信并把它们放进正确的邮箱。找到正确的邮箱不那么容易,如果你是在谈论一篇文字、介绍一部新作的话。有时你会错得离谱,但这是件迷人、重要的工作,我有幸给一些好作家当邮差。因为我沉迷于搬运文字和把它们放进邮箱的天赋。”

最令斯坦纳难忘的是他曾撰文介绍保罗·策兰的往事,“生命中,有那么两三次,我幸运地,为某些真正伟大的创造者开道。我永远不会忘记来自《泰晤士文学增刊》的那通电话:‘您给我们发了一篇关于(他拼出了他的名字)C-E-L-A-N先生的文章。策兰是假名吗?他是谁?’那是英语中第一篇关于保罗·策兰的文章。在其他一些场合,我也帮助引进了一些新晋作家和重要诗人。”

去年10月,哈罗德·布鲁姆离世,不到半年时间,英语世界又告别了另一位维护西方正统艺术的文学批评大师斯坦纳。

据斯坦纳晚年在一次采访中表述,他非常害怕阿兹海默症,每天早上都会从书架上拿起一本书做翻译练习,以确定自己没有失忆。

“在这里,我的狗极其重要。我会对它解释文本;它和我散步,我们交谈。 在爱你的、你爱的动物眼中,有一种人没有的、对死亡的理解。我回家时,它就在门前等我。它怎么知道我要回家?很可能,就像实证主义者奥古斯特·孔德所说,因为我发出一种希望的气味……和动物生活是件美妙的事情,心意相通的时刻令人激动。我知道,我应该爱人。但有时,我发现那很难。”

 

(参考:《斯坦纳回忆录:审视后的生命》《语言与沉默》《悲剧之死》等;实习记者陈梵亦有贡献)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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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牛娱乐国际APP 2020 第6期 总第624期
出版时间:2020年03月19日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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